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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倪军:科创板能否真正推动智能制造的崛起?

    2019-05-31来源:中国3D打印网

     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21日的讲话,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中国科技发展的思考热潮。他对资本的警惕态度,也引起了不少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共鸣——谈及为何不上市时他说“担心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理想的实现”。

      科技企业到底需不需资本支持?资本进入科技企业,到底是提供支持,还是进行破坏?这在华为身上似乎是一个矛盾。“我非常敬佩任先生的战略思维,华为拿出相当比例的收入来做研发,拿自己的钱去投入。在中国企业里面,我很少看到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”世界经济论坛(WEF)未来制造委员会主席倪军出席中经合集团股东2019年股东大会暨“数字化转型:投资与创新”论坛期间,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
      他认为,华为通过多年滚雪球式发展,体量足够大,已经可以内部循环。但对于更多尚未建立起如此庞大生态的科技企业,还需要借助外来资金去提升研发能力。但是,近几年社会资本(也包括了部分政府资本)大批进入商业模式创新类的移动互联网企业,真正的硬科技创新创业公司没有获得太多的资本支持。这主要是投硬科技企业的回报周期长、风险也相对较大。不过他相信,根据科创板的制度设计,是可以将“讲故事”的企业与“真科技”企业区分开,找到那些有实力、真正做研发创新的企业。而资本,可以帮助科技企业去创造更多“不可能”。

      倪军2018年当选WEF未来制造委员会主席,他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、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创院院长,智能制造领域专家。从事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已经近40年,发表论文近500篇。《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》提出,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节能环保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,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。

      倪军对于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。他对记者表示,中国在消费场景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确实在世界上领先。但是,这与工业互联网、智能制造业,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

      中国智能制造现状

      问:科创板实施意见中提出,重点支持六大领域,并“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”。现在许多企业身上都贴着“人工智能”、“智能制造”的标签,但哪些才是真正的智能制造企业?

      倪军:近两年人工智能(AI)炒得非常火热,甚至有些过头了。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未来所有的都会被AI取代。目前AI成功应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语音识别、人脸识别,以及辅助决策领域。但这都不是智能制造。

      智能制造,这个名词比较“好用”。大家都说自己是智能化,没有严格的标准,来判断什么是智能化。有的是将简单的自动化,等同于智能化;有的将信息化、可视化,等同于智能化。

      有的民企老板见面喜欢向我展示他的“智能工厂”,拿手机给我看,你看我的工厂,机器都在动,我这是智能工厂。但这不过就是简单的信息化、可视化而已。

      智能化,最基础的一个条件,是有数据来源。在最底层构建设备,然后以工业互联网也就是物联网,抓取数据并传输回来。第二,对数据进行可视化,以曲线、图表的形式对数据进行直观描述。第三,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、建模,将数据里更有价值的信息挖掘出来。根据应用场景不同,可以对机器进行自我调整、优化或辅助操作人员作出其他决策。

      问:很多科技企业会用酷炫的宣传片,和绚丽的文字,来描述人工智能在生产当中的应用。但是,实际上,现在我们的智能制造,到哪一步了?

      倪军:在工业领域,无法简单的把“Artificial Intelligence”用去解决问题,我倡导的应用方向应该是“Augmented Intelligence”,即对现有生产经营,根据不同的KPI指标进行提升。

     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领域,国内做的不错的,华为应该是做的最领先的,但它离工业应用还稍微远一点。阿里、百度等虽然在其他商业AI领域做的不错,但离真正投入工业领域就更远了。

      可以看到很多国内企业都在往智能化方向发展,比如轨道交通,他们希望实现智能化。还有电力电网、烟草制造等,都要进行工厂的智能化改造。另外我接触到好多汽车厂、地铁公司、石化企业、矿业企业等,都要智能化。

      只不过大家都还不太清楚,什么叫智能化。通俗来讲,智能制造,就是你的设备能够自我感知,根据设定的KPI指标进行自我判断,并自我优化和控制或预警。

      这些KPI指标,主要有四类。第一类,安全第一。有的企业最关注安全,高铁、核电等领域,需要完全地安全。第二类,质量第一。有的企业对质量非常关注,无论如何不允许出次品。第三,成本控制第一。应用智能系统之后,成本要得到降低。第四,效率第一。工厂规模越大设备越多,协同提高效率、排除故障,对成本的影响就越大。另外,还有污染控制指标、资源利用指标等等。

      问:什么场景,可以直观看到智能制造带来的改变?

      倪军:举个例子。一座无人工厂中,机械加工的刀具在无限次重复使用中出现了磨损。如果没有人检查,没有发现,那它就会继续使用,可能会生产大量的残次品,造成巨大损失。

      这是1985年我在美国读博士期间,参与美国通用汽车一个科研项目的经历。当时我们就在想,既然完全无人,那怎么发现磨损刀具需要更换?我们就开始将计算机应用到工厂中,希望能够从数据当中,看出来道刀具需要更换了。

      以安全生产或降低故障率为目标,进行智能制造,还面临比较大的挑战。因为对计算机而言,需要有足够的故障数据,来学习、训练,然后进行智能化处理。但工业界往往很难获取足够的故障案例。故障库没有那么大。

      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核电或高铁。这些领域对安全的要求是百分之百完全安全。一次事故就是巨大的灾难。那么要应用AI,就很难获得可以学习的故障数据库。

      但在提高效率方面的应用较为常见。比如我们跟中船工业合作,利用智能化改造,将一年油耗降低6%。如何实现的呢?一般大副开船都是靠经验,但是智能化之后,可以根据洋流、风向等数据,来调节船舶开动的角度、速度,实现最优油耗。

      问:有人认为,中国借助移动互联网,已经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实现“逆袭”,甚至说“杭州赶超硅谷”。你同意这种说法么?

      倪军:我们一直在观察哪些驱动力,在帮助我们塑造未来的制造业。

      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当中。前三次科技革命的驱动力分别是蒸汽、电力、计算机,而第四次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推动力。

      在过去几十年间,制造业生产范式发生了多次转变。从美国福特创造的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“大规模制造”,到日本为主导的、关注成本控制同时关注质量的“精益制造”,再到美国、日本及欧洲国家推动的、关注品种丰富和多元服务的“柔性制造”,到2000年美国再一次创造出了关注对市场响应速度的新生产范式“可重构制造”。

      那下一个生产范式是什么?那就是“智能制造”。目前主要参与方包括了美国、德国、日本,以及中国等。中国从2012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。

      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领导国是英国,第二次、第三次的领导国都是美国。而这两次科技革命,真正使美国成为当今的超级大国。我们可以看到,美国、欧盟以及中国,都希望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争做领头羊。

      不过,作为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制造委员会的主席,我们也在倡议,希望更多国家共同参与第四次科技革命,实现包容性发展,而不仅仅是几个主导国家。

      中国近几年经历的所谓移动互联网浪潮,出现了很多商业模式创新类企业。但是,新一轮科技革命需要的是硬科技创新。消费移动互联网,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,它不是主导,只能是辅助。

      问:为什么智能化技术在工业领域发展这么困难?

      倪军:人工智能,需要大量数据进行学习和训练。在消费场景中,消费者和商家都希望“货比三家”或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看到他们的产品,因此分享这些信息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都愿意分享自己的数据,数据越多智能化越强。但是工业场景,完全不是这样。

      大家不愿意分享数据,因为这是公司的商业秘密。如果我是英特尔,我是绝对不会让数据离开我的企业。哪怕我买你的设备装在我的工厂,对不起,这个数据我不会让任何人拿到。

      所以在工业领域实现“Artificial Intelligence”是很难的,但“Augmented Intelligence”是可行的,即“增强化智能”。

      政策与资本的力量

      问:智能制造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,你认为,政策支持,能否真正推动科技崛起?

      倪军:中国制造业必须转型,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。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全球最大,但是大而不强。就像我们很多原创的核心系统或芯片,并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我们之前制定了很多长期发展规划,大概有16个重点发展领域。

      但是,我认为支持机制一直没有理顺。比如,从国家范围来看,研发经费使用效率很低。

      我们的高校里面有很多人在做科研,但是很大一部分没有转化,没有产生社会效应。咱们的科技项目管理,经费使用非常不灵活。

      比如一个100万的项目,研究团队可以做一个预算,把它消化掉。如果给你一个2000万的项目,你不可能通过吃几顿饭、培养几个学生花掉,逼着进口了大量国外的设备。越贵越好,只要不被进口限制的设备,国内多得很。太浪费了。

      实际上,我们的科技投入,养了一批海外仪器设备供应商。国家这么多科技投入,产出却非常可怜。而且大量研究成果没有得到产业化,只是出几篇报告,找几个专家评审一下,就束之高阁了。

      近年来模式创新企业比较多。但是重复性模式,会带来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。一个共享单车,可能确实改善了我们的出行。但是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小蓝车、小红车,以挤出原有竞争对手的方式,拿到对方已有的市场。一个被取代,然后又被另一个取代,把很多资源变成了垃圾。

      那么大的社会资本,还有大量政府资本,如果这些钱投入了真正的科技企业,好几个伟大的企业出来了也说不定。

      问:是否应该用更市场化的手段?但是资金往往流向可以快速看到回报的领域,而非国家希望流向的硬科技。

      倪军:从资本角度,许多创投机构喜欢砸钱“种企业”,特别是互联网企业,快速做大规模,然后拿到纳斯达克去卖,未来还可能拿去科创板卖。但是从国家角度、社会发展角度,是希望资源流向真正具有核心技术的企业,提升我们的科技水平。

      这就有一个矛盾。资本市场大部分是希望赚快钱的,三年五倍五年十倍退出,以回报论英雄。但是科技创新,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一个国家行为、社会行为。很多科技创新,没有长期研发投入,没有实现成果转化,是赚不到钱的。

      我认为,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科创板,不要求一定盈利,只要证明聚焦前沿科技、有持续创新能力,也可以上市获得融资,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。但有一个前提,就是科创板能够选出,真正有实力、真正做科技的企业。

      问:你认为科创板能做到这一点么?

      倪军:我跟上交所负责科创板的管理层聊过,也跟纽交所、纳斯达克专门负责中国企业的管理层有过交流。大家各有各的忧虑。

      比如纳斯达克,科创板推出后对于中国科技企业到海外上市还是有影响的,对此他们应该是有一些担心的。

      上交所很清楚科创板要选什么样的企业,但也比较担心,如果企业进入科创板,流动性不足,企业依然融不到资金怎么办?新三板的发展经验,也让这一次科创板推出更加谨慎。

      但我比较乐观。因为目前推出的制度设计,是可以真正找到那些有实力、真正做科技的企业的。

      国家已经明确了重点支持的方向,但是只符合大方向还是远远不够的。还需要在研发投入、研发成果等方面,都达到一定的指标。通过这些机制,起到一个过滤作用,将讲故事的企业和真正做科技的企业,区分开。

      这些指标主要就是上交所在推荐指引中提出的“6个是否”。

      (是否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,是否拥有高效的研发体系,是否拥有市场认可的研发成果,是否具有相对竞争优势,是否具备技术成果有效转化为经营成果的条件,是否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可持续发展战略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。)

      问:如任正非所说,资本是贪婪的,可能会影响科创企业实现理想。你认为上科创板对一个科技企业来说,到底意味着什么?

      倪军:很多企业,都是靠融资去做研发投入。我很佩服任正非先生,华为拿出相当比例的收入来做研发,拿自己的钱去投资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      但是也要看到,华为发展早期,也是受益于各地方政府的资源支持。只不过现在华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内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,具备了自己造血的能力。对于一些还没有像华为这样能够建立起一个生态的科技企业,就需要借助外来的资金投入,去提升研发的能力。

      有很大一部分真正做企业的人,如果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现金流问题,他不会轻易上市。因为上市之后,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在显微镜下,很多创业者或者企业家,都不喜欢这种管制。但是,资本的支持,可以让科技企业成为更伟大的企业,创造更多之前不可能创造的东西。比如Google,刚开始只是一个搜索引擎,但是发展足够大了之后,就可以搞人工智能,搞自动驾驶,搞更多更高级的创新。比如Facebook,从社交媒体开始发展,现在也在向科技企业转型。

      问:华为的“备胎”思路近日也引发高度关注。有观点提出,之前我们评价一家科技企业是否受制于人,往往会看对这家供应商的成本支出占比。但现在似乎要换一个角度,哪怕一个很小的零部件,成本占比微乎其微,却也可能会成为最掣肘的部分。

      倪军:经过二十多年的制造业全球化发展,几乎已经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靠一个国家单独生产出来的。波音飞机不是美国一家制造的,是全球几十个国家做的东西集成的。可能你手中这支圆珠笔,很多零部件都不是中国的。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全球生态。 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,更加重视供应链管理。比如拿出70%的资金与主要供应商合作,同时20%去扶持一个“备胎”,10%还要给“备胎”培养“备胎”,就是“721战略”。而“备胎”里面,至少有一个要在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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